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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十大禁片
2022-08-05

说起来中国十大禁片,想必每一个男人都会特别感兴趣吧,也难怪,人嘛食色性也!为什么很喜欢看中国禁片,因为它们不但好看,而且这也是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极佳窗口。

什么社会犯罪、流浪、生活、贫富差距、城乡结合、同性恋…种种社会问题都能在不同的禁片中得到展现,似乎还能找到答案。导演自然也不乏名流之辈,像什么张艺谋啊,王晶、王朔、王小帅、贾樟柯啊等等等等;既然导演都是名流之辈,自然演员阵容也不能含糊,有汤唯、巩俐、周迅、范冰冰、姜文等。就是这些电影人,他们通过影片的形式记录着改革开放后到现在的各种变化,记录着社会进程的对与错,交织在这个复杂的民族里,你能看到很丑陋的一面,更能看到人性真善美的一面。所以这些禁片也将是这段不同寻常历史中的最经典的记录。

一、禁片《无人区》四年后获广电赦令得解禁

今天无意中收到手机报,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宁浩《无人区》被“毙””。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紧,据个别业内人士讲,这是目前最好的一部电影。被业内视为最好的电影在电影审查委员会那些委员那里,却成了“没有英雄净是坏蛋”的“有毒电影”。并以“违反生活真实,人物太灰,故事色调太黑”为由给毙掉了。据《长江日报》报道,《无人区》“被毙”的决定是上周作出的,原因与之前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披露的类似:违反生活真实,人物太灰,故事色调太黑。宁浩虽然数度对影片进行修改,最终仍未能通过审查。

《无人区》这部电影曾经是2009年的贺岁片,因为审查的问题一直拖到上周,最终该片的命运不是幸运而是“杯具”。被毙的原因和理由和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之前披露的差不多,“违反生活真实,人物太灰,故事色调太黑”。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理由。而这种理由一旦蔓延,中国电影就等于作茧自缚。官方倡导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们视此为令箭,但这令箭你实施起来也就只能当鸡毛用。真要拿令箭当令箭用,号称过亿投资的《无人区》啥下场你就啥下场。这是比较可怕的。这是从源头扼杀中国电影的成长。

至于中影方面说该片还未送审,何谈被毙?只不过是托词而已。若没送审赵葆华怎么敢说《无人区》“违反生活真实,人物太灰,故事色调太黑。没有英雄净是坏蛋……”毕竟,作为国企,官方背景,中影能说什么?反正投资收不回来没关系,花的也是国企的钱。但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电影才是不“违反生活真实”?是不是中国电影只能走一种路线,那就是赞美,除此以外,只能闭嘴?

我还是代表我自己向被毙的宁浩《无人区》默哀三分钟!表达我对中国电影的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担心。

二、新中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摄制)

1951年初,随着《武训传》热映,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孙瑜和《武训传》的全体剧组人员都感到莫大的庆幸和安慰。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展开了一场对《武训传》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映。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竟掀起一场全国性大批判,该影片随之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孙瑜作为《武训传》的编导,亲历了《武训传》拍摄和被禁的前前后后……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山东冠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度日,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在回国的旅途中,拿出笔记簿来,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回国后不久,孙瑜就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这个《武训传》分场剧本,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入私塾念书,有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里,跪着请求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集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

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歌颂了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武训传》分场剧本写完打印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孙瑜很想能在昆仑公司拍摄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昆仑”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积极筹摄赵丹、吴茵合演的《乌鸦与麻雀》,电影《武训传》暂难排上拍摄日程。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1949年12月,昆仑影业公司把《武训传》推上拍摄日程。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其他剧组人员多次讨论研究《武训传》的问题。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修“义学”,为了使穷孩子们也能写写算算,不再吃不识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应该在电影里加以评述(当年一度曾有人建议改电影的名为《武训评传》)。于是,孙瑜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

1950年2月,孙瑜和《武训传》外景队———演员赵丹和饰小武训的孙栋光、摄影师韩仲良、美工师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谋等人,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借住在柳林镇的武训师范学校里,武训师范学校的旁边就是武训的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红卫兵”们砸烂了,据说还把武训的骨头刨出来,淋上汽油当众烧毁)。在开拍前,孙瑜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武训传》的外景在山东拍摄完后,大家回到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景。《武训传》顺利地拍摄到当年9月时,忽然昆仑公司要孙瑜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在以后的半个月里,孙瑜又坐下来继续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

孙瑜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武训因不识字受了欺骗和一顿毒打,在破庙卧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场大梦(代表他的思索),幻见张举人变成红顶朝服的魔鬼,把他和无数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最后他回忆幼时听武母“义学”的话,从苦海幻进天堂杏坛,把封建恶魔张举人打下尘埃,因而最后武训得出了他“修义学”的“伟大计划”。与此同时,孙瑜又从历史现实出发,力图合情合理地在戏的主线外添加了支线,发展了郑君里提出过把车夫周大作为北伐太平军被打散的军士的建议,增加了周大的戏,写他在小偷李四和一个管狱的王牢头(两个新添的虚构人物)的冒险协助下,纠合死牢中的囚犯们,打出牢狱,“逼上梁山”,带领一支农民武装的队伍,和官府恶霸们英勇地斗争下去———在剧情上和武训兴学成为“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这两条线轻重不同地并行发展,互相衬托,直到剧终。为了更进一步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孙瑜又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武训在办成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时,竟然在赵光远的口中听到“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话语,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最后,老武训在悲愤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又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再次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为了加戏,孙瑜在电影里加强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蔡楚生在养病中,还热情地自动替孙瑜写了一段精彩台词,刻画山东抚台张曜和幕僚吴庸之利用武训,为武训奏请清廷赐造牌坊,以“收揽民心”的卑鄙对话。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1951年2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热烈反应之后,孙瑜亲自带了《武训传》的新拷贝到了北京。2月21日晚7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两人乘汽车直赴中南海。周恩来等大约有百多位中央首长谈笑着走进了中南海放映大厅,都来看电影《武训传》。孙瑜没有预料会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来看这部片子。这晚,毛泽东主席没有来看,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孙瑜说,主席几天后又专门调了《武训传》去看。在电影的整个放映中,周总理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尽管上海、南京等处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好评”,孙瑜仍然像一个刚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心里相当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电影放完后,周总理没有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总理只在某一艺术处理上告诉孙瑜,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武训传》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试映。公映之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1951年初,随着《武训传》在全国的热映,该片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孙瑜和《武训传》的全体剧组人员都感到莫大的庆幸和安慰。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晴天一声霹雳,展开了一场对《武训传》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社论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还说,“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由此得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结论。

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随之被禁止上映。批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电影《武训传》在蒙冤34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2005年底,在上海影城举办的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电影回顾展上,《武训传》又被完整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这是《武训传》被雪藏50余年后首见天日。

三、丰富的平静——《蓝风筝》的诉说

人值中年,因处中道,向后看,有阅历,向前看,有准备,于是便特别地关注“因果”。因缘和果报谓之因果,其概念生于佛教,在事实面前晰化为理性,在生成之中又融为感性。理性很简单,就是“认”,感性则复杂的太多,但往往在艺术作品中变成具体。

前几日,看了部片子:《蓝风筝》,不算新,1993年拍的,田壮壮导的,在中国大陆属禁片,在域外却戴过一连串的荣誉,这也是此类片子的因果。《蓝风筝》曾获日本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但由于当时中国电影代表团为此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因此该片与导演所受到的处罚也非常严厉,田壮壮更因此片遭到8年的封禁。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其品质愈纯,代价亦愈大,这亦符合因果之理。

《蓝风筝》的叙述方式非常内敛,是一种惜墨如金般的平静诉说,横跨“整风”、“大跃进”、“文革”19年悲剧历史的陈述者竟是一个孩童。正因为如此,作品慑人的张力在观后才慢慢地释放出来,在历史的回顾中,在细节的咀嚼与品味中,小至个人,大至民族的因果观照竟令人纠结的无法释怀。正像此片编剧所言:“《蓝风筝》这样的电影,我们一辈子也做不了一两部,因为它太伤神了。”

四、《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的底层生活观

活着,一个多么平凡的词,在余华笔下却变得有深度起来。

《活着》是余华的一部经典的小说,他叙述了主人公福贵和他家人风风雨雨几十年的遭遇,从解放战争、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福贵经历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打一开始他嗜赌成性,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后来在为母亲求医的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苟且活着,又被解放军俘虏并施放,回家后才发现,母亲早已去世;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并不美满,福贵与家珍含辛茹苦地带大一双儿女,然而悲剧才正要开始,生命里难得的温情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到最后福贵的生活已经变得麻木,失去的太多,面对生活,也许唯独“活着”罢了。

这部作品透露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的缩影,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想的愚昧和人性的丑恶。但最吸引我的,是主人公面对磨难时与命运的斗争,是他在遭受一次次挫折时为人叹服的毅力和坚持“活着”的乐观态度。主人公曾经嫖赌输光了家产,但是亲人并没有抛弃他,这令他悔悟,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坚强地活着。在被国民党抓走后的日子,战乱频频,辗转两年,面对滚滚硝烟,他不屈不饶地活着。然而妻子得病,儿子被害,女儿难产致死,女婿事故死亡,孙子被自己的疏忽害死,面对这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接连发生,他却已看破世间红尘,坦然乐观地活着。

经历了种种的挫折与磨难他却有了超然的心境,面对自己的过去可以冷静地回忆与论述。他始终坚强地“活着”,抱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激,不曾向命运妥协。

或许正如余华所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以平常心面对挫折,平复受伤的心灵,学会积极向上,乐观坚强地活着!

五、张元导演胡军出演《东宫西宫》:国内同性恋敏感话题

一直很回避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影片,不少人曾推荐过李安导演的名作《断臂山》,但每次播放两三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几次下来也就作罢。

今天本着“百花齐放”“文化多元”的原则,耐下性子看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同性恋的电影《东宫西宫》。说实话,看完之后感觉不太喜欢,我还是比较喜欢温情一类的爱情片,像这类有些写实的同性恋片,我是真没这癖好,仅此一部,下不为例。但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我还是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李安曾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据研究显示,现实中有5%的人是同性恋者,这个数字很惊人。当下的中国,同性恋问题与近代以来的一个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对同性恋者大多是一种宽容的心态,逐渐能够正确看待他们,而不是以歧视的眼光和批判的心理,实际上这也只是表象,大多数人对于同性恋者还是敬而远之,抱有异样的眼光,虽然不是歧视,不是批判。

对同性恋者来讲,虽然当下的中国在法律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至少让他们摆脱了“流氓罪”和“性变态”这两个名词,但他们还是觉得不够的,他们希望的是法律的认可和人们眼光的正常化。

目前,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中,同性恋者已经允许结婚,比如丹麦,1989年即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同居法律地位的欧洲国家。继丹麦之后挪威也于1993年通过自己立法。随后,瑞典、冰岛、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加拿大、南非、德国、法国也相继立法对同性恋予以认可,除此之外,芬兰、冰岛、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不同程度地保护同性伴侣的法律权利。

但我国显然目前对此还不够重视,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法律制度是写在表面的,而人们内心的排斥,对同性恋者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如果哪位家长知道自己的子女是同性恋者,后果很难设想。如果谁知道自己的朋友是同性恋者,那朋友或许就到此为止了。

之前看到过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对中国男同性恋者的调查,她发现他们不少迫于世俗的压力与女性结婚,婚后有的正常生子,有的没有。这些不幸的女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幸在哪里,她们或许怀疑自己魅力不够,从而精心打扮,以获取丈夫的爱。但她们很多最终都不知道,其实一开始,错就不在她们。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悲剧。

这一幕幕悲剧,我想在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并不少见。对整个国家来说,或许他们是渺小的,但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他们的世界,已经毁灭了。

我了解到在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同性恋现象曾非常盛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是同性恋者。而中国古代有周定王“裸衣合睡”,春秋战国的"龙阳"、"分桃",汉哀帝的同床"断袖",魏晋的"竹林裸嬉"。许多名士的诗歌,很多皆有同性恋影子。又如隋唐的同骑相抱,宋代的执手抚面,直至明清同性之间的关系过度密切依然普遍存在。古代对此并没有严格束缚。

但到当下的文明社会中,反而严了。

记忆中好像是云南还是哪个地方已经开设了同性恋主题的酒吧,但后来似乎被禁了。

如果哪一天,中国的同性恋者幽会的地点不是局限在“东宫”“西宫”,中国人看到同性恋者不再有异样的眼光,同性恋者也不再因世俗的压力而选择妥协,法律最终也保护同性恋伴侣的合法权益,那么那个中国应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科学、更加自信的中国,而那个中国应是很多人都愿意看到的。

至少,我是愿意看到的。

六、1997年贾樟柯导演的《小武》:颓废、绝望但又真实的小人物

本片根据王小波的小说改编,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编剧、摄影大奖。讲述了一对同性恋者复杂的心路历程,片中演变为心理窥探和权力角逐,并具有暗喻的指向了受虐和权力的关系。因涉嫌宣传腐化思维,迄今未被准许上映。

李安曾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当下中国,同性恋问题与近代以来的一个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让所谓的正常人不以歧视的眼光和批判的心理去看待这些东宫西宫们,其实很难——大多数人对于同性恋者还是敬而远之。如果哪一天,中国的同性恋者幽会的地点不是局限在“东宫”“西宫”,中国人看到同性恋者不再有异样的眼光,同性恋者也不再因世俗的压力而选择妥协,法律最终也保护同性恋伴侣的合法权益,那么那个中国应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科学、更加自信的中国,而那个中国应是很多人都愿意看到的